郭子光1932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仁义镇郭氏中医世家。这个离县城约50华里的镇上，住有200多户人家，郭氏是其中的主流大族。这里物产丰富，空气清新，恬静幽美，绿意醉人，是居家求学的风水宝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吸引大批逃亡四川的高学历教师到此来教小学、中学，对提高当地的教育、文化水平有相当贡献。

郭氏宗族尊儒家文化，捐资办学，小镇的名曰“仁义”，其墙壁、楹柱尽刻有“礼义廉耻”、“忠孝仁爱”、“自强不息”等以砥砺道德气节，勤奋好学蔚为风尚。小镇上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抚平了他那颗4岁丧母，7岁丧父的伤痛、迷惑、彷徨的幼小心灵，激发出股不畏艰辛、勇于追求的力量。父亲去世后，他和继母搬到离小镇10华里的龙家沟居住，靠父亲购置的房舍和几亩田地聊以为生。每天早出晚归，从不辍学。他记忆力强，读过的古典文章多能背诵和引用，其成绩一直保持甲等。小学时的作文就常被老师用“此文描写得颇佳，传观”等批语示范。他富有想象力和好奇心，喜欢提问题。例如，读小学自然课的时候，他问老师：“天有没有边边？如有边边，之外，之外又是什么？”老师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说他是“钻牛角”。读中学化学课时，问老师：“物质是怎么来的？如物质来源于另一物质，那最元初的物质又是怎么来的？”化学老师陈聚光不能回答，却被引起对他的注意，经常叫他去寝室聊天。陈老师的寝室里还住有国文老师周大其、数学老师肖芳醇，他们都是中央大学来到亲仁中学教书的。多次攀谈中他又提了一些问题：“人为什么会做梦？”“人死后灵魂真的还存在吗？”三位老师都说：你提的问题太深奥了，现在世界上都没有解决。他成了三位老师的“爱生”，送给他图书、文具等，其中肖芳醇老师所送数学参考书上的赠言：“为学如逆水行舟，不可一篙放缓”成为他终身治学的信条。

他的童年弥漫着抗日战争的硝烟，并不能宁静地读书。他和小同学们组成宣传队，经常走在小镇的街道上，唱着《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宣传“抗战到底”；唱着“从军乐、从军乐……弹穿胸膛倒地卧……”欢送志愿参加“远征军”去缅抗日的年龄稍长的同学。每当在集会或课堂上，老师报告“潼关失守”或“独山危急”之时，那种义愤填膺、知耻而勇、爱国忧民而又沉着稳重的神态，形成一股抗战必胜的信念，深深地感染着每个幼小的心灵，都希望快快长大为祖国而战。他一生做人、行事的那种仁义、刚直、坚韧、执著、严谨、低调、无畏的作风，其童年的磨炼是最好的诠释。

其父治安先生继承其祖父久轩公医术，精研《内经》、《难经》、仲景之书、内外方脉，每起沉疴于危急之际，名噪一方。终因诊务太忙，积劳早逝，时年仅四十有二，弟子廖济安尽得其传。济安先生是子光的舅父，精医理，擅临床，治“暴证”尤过其师，门庭若市，又品德高尚，凡求其诊者，一视同仁，遇赤贫者则送诊施药，称得上是一位医术与仁术紧密结合的典范，方圆百里，有口皆碑。

他在孩提之时，以及入学攻读之余，两位“安先生”就教以诵读祖传之《伤寒歌括》、《温病百言》、《药性六字给》以及陈修园《医学三字经》等书，耳濡目染，心灵中已树立矢志岐黄之愿。

济安先生为报师授业之恩，精心培育其甥，坚信基深建高墙、临证知真谛的治学之道，嘱其先去上私塾攻读《论语》、《中庸》、《诗经》等1年余，以提高对古籍的阅读能力，然后才教以《内》、《难》、仲景及后世诸家医学之理。同时，紧密结合临证所见的典型病例，引经据典地讲解其理法方药的要点，对疑难病例则指明其疑难之处，再遇同类病例则要弟子先辨证开方，指出其是与不是，说明为什么。如此“手把手”的教习，为其未来的医学成就奠定了较为坚实的中医临床基础，亦养成其数十年从医生涯中一贯重实践、讲疗效的风格。

他天资聪颖，颇有悟性，侍诊二年有余，对济安先生的许多独到见解与经验继承无遗。如其用大剂柴胡白虎汤治高热证，认为多系三阳合病，重在少阳阳明，也有高热证属寒温合邪所致者，当寒温并治，柴胡白虎与银翘大板合用；用半夏泻心汤加味治吐泻证，认为吐泻多寒热夹杂；用大剂生脉散加茵陈治夏日暴厥虚脱脉微之证，认为此类证候在蜀地多夹湿郁，加茵陈通利更利于气机升降和大气回转；用养阴清肺汤和自配吹口丹治愈很多流行一时的白喉病，指出白喉本质为阴虚，切忌辛温发散，若误用之则生变证。如此等等，他承袭而沿用至今，历历不爽。尝得济安先生“郭氏医术后继有人”之赞。他年未弱冠，从师卒业，悬壶乡里，小有名气，但他并不满足，而是立志深造。1953年，他考入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进修一年，虽学习内容全是西医，却大大拓宽了知识领域，认识到对人体生命活动、疾病诊治等，还存在另一套学理甚精的理论体系。这次学习使他萌生了探讨中西医学之间的联系、差异与实质的想法。

结业后仍回乡行医，医事日益精进，调入县城关医院任内科医生兼医院主任。白天看病，晚上看书，广泛阅读。深感学海无涯，自己对西医尚属初识，而中医典籍的概念深邃，哲理性强，结论多，论证少，要探讨中西医的异同与实质，非尽量掌握现代自然科学与方法论的认识手段和思维方法不可。于是他继续谋求深造，1956 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本科，又受到众多四川中医界名老前辈的教诲。1960 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一边工作，一边修完本科六年制 全部课程，获得该校首届毕业生文凭。

此后，他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与日俱增，除中西医学外，还是文史哲和方法论的爱好者。他认为知识都是有联系的，认为“学术上广博而不精深者有之；精深而不广博者，未之闻也”。所以，古今典籍、名著、期刊，无不广泛阅读。他每读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都要将其中的重要事实、独到见解、名言名喻摘录在册。他常说：“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只有摘录下来的东西才可靠。”他的大堆笔记和上万张卡片，就是“读书破万卷”而成。他在临床上白天应诊，晚上必翻阅中西书籍，弄清当日所见疑难，对典型的或有体会的病案，必作翔实的搜集整理。如此日积月累，从中有所发现时才动笔著述。他治学严谨，不图虚名，论文、著述从不假手于人，文字朴实，富有新意与启迪，常获读者好评。其治学严谨还表现在时间观念上，认为“遵守时间就是科学”，几十年来，不论学习、开会、上班、讲课、完成各项工作或书稿任务等，从不误时。他精医善文，思维活跃，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综合概括能力，常能捕捉到事物之萌芽，领悟出言外之旨意，观察到医学发展之趋势，及时著文探讨，时人为之瞩目，故其而立之年，就已闻名遐迩。

他将毕生的经历都投入了中医事业，他密切关注整个中医的前景，深深地感到，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中西医之间存在的激烈竞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社会选择如同自然选择一样严峻，“优胜劣汰”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政策的支持和领导人的讲话只有短期的暂时作用，中医存在的价值关键在于提高疗效。要怎样做才能提高疗效？他认为，要继承与发展并行，继承就是发掘、发挥，而不是“炒冷饭”；发展就是现代化，而不是“西医化”。他循着这条思路，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实现中医昔日辉煌的回归，重返主流医学的梦想，在漫长的50余年从医生涯中，执著追求，不断积累。

他认为，中医防治疾病的理法方药体系，是直接在人体上反复实践几千年而形成的，蕴藏十分丰富，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发掘潜力很大。而几千年在人类进化中不过一瞬间，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脏腑、气血、体质、代谢等没有多少差别，除极少数疾病古有今无和古无今有之外，绝大多数疾病古今都一样，古人用之有效的理法方药，今天用之同样有效。这就是所以要继承、发掘的理由，也是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还要看到，尽管西方医学突飞猛进，但真正可治愈的疾病其实并不多，有些疾病治疗的同时又引起另一种疾病发生，一大批难治之症困扰着临床医生，显然，从中医宝库中寻求解决之道无疑是一个重要选项。他认为中医前景乐观，提请同仁：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只求注意自己怎么做。回顾他数十年从医历程，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积累。

1.《伤寒论》新说

他认为，《伤寒论》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最高水平，是提高疗效的必读之书。他殚精竭虑进行研究，发现《伤寒论》经历了：狭义伤寒(宋以前，针对伤寒病)、广义伤寒(宋代，针对包括温病在内的外感热病)、伤寒杂病合论(清代，为百病立法)的发展过程。历代数百注家通过校勘、注释与编次的形式，把自己的经验与认识融入其中，不断提高其确定性和扩大其应用范围。近千种伤寒注本，都是不同的实践产生的不同认识，一般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所以他说，现今《伤寒论》是一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深入研究六经方证的结构与联系，揭示出这个辨证论治的理论框架具有显著的系统论特点。这个框架把机体疾病视为一个过程，每个证候都是由机体不同层次的病理反应状态确定的，证候加上调治的方药称为方证，都是通过调节其反应状态而达到治疗目的。古代良好的医学思想，如个性与共性结合、整体与局部结合、内因与外因结合等寓于其中。他据此著《伤寒论汤证新编》，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解释六经方证，被认为是现代研究伤寒颇有影响的新说。与此同时，以临床事实为据，对伤寒理法发挥颇多，如提出具体临床指标，解决了阳明病最易误治的两种情况：提出不仅少阴寒化证气阳虚极可致格阳证，少阴热化证气阴虚极亦可致格阳证，若有水停聚者，当用利小便以通阳气的治法，诸如此类，补充了前人之未备。然而，他认为，今本伤寒六经方证体系，是古人对疾病自然过程诊治的观察、总结，虽至今仍效验彰著，但不可否认今天的社会、学术环境与古代大不一样了，对疾病的自然过程干扰很大，书中描述的某些反应状态及其传变规律，今天已不可见了。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尤其是近现代对伤寒方证的应用，又大大地突破了书中的规范。基于这些事实，他提出应创立“六经辨证新体系”，作为发展伤寒学说的远景目标。

2.临证大发挥

他幼儿学、壮而行，医风朴实，临证功底深厚，认为要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还应遵循：①病证结合的临床思维；②“杂合以治”的治疗方法，即综合多种方法进行治疗，如内治与外治结合，针灸与药物结合，二联、三联等；③避免分科过细的误区，以免割裂整体观念，认为《医宗金鉴》分成内(伤寒、杂病)、妇、儿、外、眼、骨、针灸等科，比较符合中医学术特点。他运用中医理论和方法(从不用西药)广泛诊治外感和内伤杂病，以其灵活机巧的悟性与精深的中医理论素养相结合，把中医固有的理法方药，发挥出具有现实启示价值的新意来，解决临床疑难病证的治疗，是其颇具特色的建树。例如他发挥“肝主疏泄”学说治疗血液病，指出历来对“肝主疏泄”，多言气，少言血，多言气血运行，少言气血质量。认为肝的自身是一整体，其疏泄功能也受其他功能影响。如肝阳、肝火、肝气亢盛，必然疏泄太过，升发过盛，藏血有余，而使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蛋白等增多；如肝阳虚、肝气弱、肝气郁，则疏泄不及，升发低下，藏血不足，而使血中各种细胞、蛋白等减少。

两者都表现为肝的藏血功能索乱，实则疏泄失调所致。他据此理别开门径，治疗大量血液疾病，疗效满意。又如，他纠正了“肾无实证”之说，发挥肺主治节、肺合皮毛、通调水道的理论，以治肺为重点而兼治肾，同时结合“久病入络”学说，适当搜剔络脉等，治疗大量慢性肾炎、慢性肾衰等，显著地提高了疗效。又如他指出现时把肾等同命门、肾阳等同命门之火的弊端，提出命门火衰的四项具体辨证指标，以病案为依据，指出其治疗当以益火之源、温阳填精为大法，只用温阳疗效不佳。命门火衰常见于甲状腺功能减退、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的过程中，他对命门学说的发挥，无疑提高了中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此外，他运用“久病入络”学说治疗各种神经痛和顿喘咳，用“攻邪已病”学说辨治癌症，用“气虚血瘀”学说辨治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和“扩心病”心力衰竭，以“寒温结合”辨治外感高热等，都是对固有理法大加发挥而促使疗效提高的范例。以古籍文献为据结合临床事实，阐明辨治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理法方药，则是发掘中医治疗潜力的范例。他通过临床观察提出的发病公式：原因+诱因+素因→疾病，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完美概括。他总结出临证必须遵循的八个辨治步骤，是其自成体系的临证特色，也是其开阔而敏捷的多向思维能力的硕果。

3.发展的趋势

他承家学而不泥，师古尤重今，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他发现近几十年来，由于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日益改变，使得中医逐步处于“学术危机状态”，这意味着中医固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某些事实，中医方法不能适应日益提高的某些社会需要。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撰文提示中医存在“无证可辨”等学术危机问题。此后，他密切关注这一趋势的发展，锐敏地认定：自然而然出现的“病证结合”诊疗方法，可以克服“无证可辨”，适应日益提高的社会需要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中医疗效，促使传统中医朝现代方向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他前后发表了19篇探讨中医学术发展战略的文章，论证了中医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及其含义，指出其目标有三：一是适应社会和临床需要，二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三是重建全新的中医学术体系。其途径有二：一是现代科技中医化途径，二是中西结合途径。主要通过两个转变来实现：一是在思维方式上，把传统的整体观念转变为现代系统理论，以克服传统的整体观念不完备性缺陷；二是在临床验证，把传统的辨证论治转变为“病证结合”诊治，以克服“无证可辨”及其缺乏对疾病的成因和病理损伤的本质认识的缺陷，从而提高疗效和疗效的确定性。他认为整个中医现代化，必定以中医临床医学的现代化为先导，以“病证结合”的不断完善来实现。他总结出“病证结合”的四种形式供临床应用。为总结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促进中医现代化趋势的发展，他约请近百名中日韩各科临床专家，共同编著《现代中医治疗学》巨著，任第一主编。他确定编写方针，设计编写内容与体例，撰写样稿和部分稿件，以及最后一个个病种的审定与统稿，都是亲力亲为。历时5年，稿经四易，凝聚着他的睿智与不凡的毅力。此书1995年问世，后又多次印刷和再版，颇获读者好评。王琦教授评价此书“新颖实用，与时代同步”，“堪称一部中医各科医生必备的大型临床治疗性工具书”。李廷谦教授等更评价该书具有里程碑意义。

4.开掘新学科

他敏锐地观察到，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医学的需要已经不是仅仅治好疾病，而是进一步要求消除疾病留下的后果（功能障碍），于是现代康复医学应运而生。这门科学突出地标志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是现代医学的高层次发展。他发现中医学有关康复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尚未形成一门具有特定范围与目标的学科体系加以应用。有关中医康复学术的理论、方法与经验，散见于历代典籍与各科著述之中，所以，发展中医康复医学实际上是一种创新。他不惮艰辛，沉潜涵泳，广泛收集古今文献资料，把有关中医康复的零碎经验、认识，提高到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行系统化、条理化整理、研究，作为第一作者于1986 年出版《中医康复学》，在全国率先开掘中医康复学科领域。此后发表多篇论文，并在中国康复医学研讨会上提出创立“现代中医康复学”的框架构想，引起与会学者关注。他指出，养生与康复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不能混为一谈。中医养生学是以研究人体寿夭衰老的原因、过程和却病抗衰延年的方法为范围，以形、神、精、气为基本理论的独立学科，这门既古老又很新鲜的学科颇具东方文化特色，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20世纪600年代撰文阐述有关中医对寿夭衰老的原因、过程和长寿的方法的认识以来，不断探索，更有发挥。例如他对人的心理衰老分级分度的探讨，对“顺应自然”包括大自然、人体和自然的诠释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5.改革旧教材

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长达40余年，讲授中医内科、伤寒论、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养生康复等课程，教学内容充实，富有启发性，列举的事实新颖，论证充分，概括性和逻辑性强，语言丰富，妙喻横生，无不受到热诚欢迎。他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材改革，教材之所以不能一劳永逸， 要一版一版地不断编写，目的就是不断地反映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指出作为中医本科后期提高性课程的《中医各家学说》原统编教材，对著名医家的选择止于我国清代，要求只叙述各个医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拒绝后世中外医家的发挥与发展，是狭隘的继承与封闭式教材的典型。1986 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南西北片区高等中医院校教育工作会上，他提出“全面、系统、独特、实用”的编写原则作为《中医各家学说》教材改革方案，获得与会者一致赞同，被推选为片区教材主编。该教材内容全面，包容古今中外著名医家的学说经验，以及后世的发挥和现代研究。在内容上除必要的联系外，主要编写各个医家独特的学术经验，而为其他学科所没有包括进去者，有多少写多少，以避免重复；并力求学术观点与临证应用紧密结合，有论有案有方，学以致用。如此改革，使教材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以发展的观点代替狭隘的继承，因而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面目为之一新，真正起到一门“后期提高性课程”的作用，各校使用后反应良好。

6.促国际交流

他还是一位促进中医学术国际化友好交流的使者。他长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安之若素，埋头笔耕，坚持临床，带过数以百计的日、韩、美、德、法、新加坡、比利时等国的留学生、进修生临床实习。他主持和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曾先后五次应日本汉方医界邀请东渡讲学、交流，韩国韩医界也曾邀请去汉城、釜山等地交流、访问。在这些交流中充分展现中国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优势，获得好评。同时，他注意到以中医学为母体的日本汉方医学和韩国韩医学的形成与特点，认为以“方证相对”为特点的日本汉方医学和以“四象医学”为基础的韩医学是以辨证论治为特点的中医主流派所衍生的两大分支学派。1989 年，他主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系统介绍日本汉方医学特点的唯一专著，提醒同仁“科学无国界，能容则大”。日本汉方医学家矢数道明博士发表专文高度评价此书。为达到中日传统医学长期交流与合作的目的，他促成多起关系的建立，如与日本广岛、东京建立起每年一度去该国交流的关系，为一批中年中医提供了走出国门的机会。又如，促成日本广岛济生病院与乐山市中医院互结姊妹医院关系，交流技术与设备。他还约请日本汉方学家小川新、十河孝博，韩国韩医学元老裴元植教授等，参与编著《现代中医治疗学》，共同推进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与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港台地区的中医也交往较多，为促成中医学的国际化竭尽全力。

郭老年过古稀仍热心于提携后学，每年都受大学生科协、《中医学与辩证法》编辑部之邀主讲临床专题或中医发展战略专题，场面爆满，学生反映“听郭老演讲是一种享受”。自1978年以来，历届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进修班、全省中医院技术骨干培训班、各种全国性师资提高班、临床骨干培训班等不同层次的学习班，都要请其作专题讲座。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部、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等，以及广西中医学会、甘中中医学会、辽宁中医学会和四川省内成都、达县、温江、内江、江津、简阳、泸州、乐山等地中医学会，都曾请其讲伤寒论专题或中医发展战略专题等。郭老对中医事业的执著追求和积极的学术活动，赢得业内人士的尊敬。

在郭老一生为中医事业奋斗的历程中必然要提及其夫人、令人尊敬的冯显逊教授对郭老无私的支持。她1966年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6年制本科，为学院附属医院中医妇科专家。她出身书香门第，文静秀雅、善良和蔼、勤奋严谨，淡名利，乐文史，勤于医技钻研。为人治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深受病家爱赞而门庭若市。临证之余，夫妻讨论当日所遇疑难，或收集、整理其学术资料，潺潺不息，未曾稍怠。可以说，郭老的成就与她的鼎力内助紧密相连。几十年来，这对贤伉俪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在其温馨、和谐的家庭里充满着人生的美好和浓厚的学术气氛。

郭老在数十年间凭借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证经验、不息的探索精神，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160余篇，主编或编著出版医学专著20余部，参与编写著作22种，享有蜀中医界“多产作家”之称誉。现在，郭老虽已年逾古稀，仍然奋进不息，自比犁铧，宁愿在耕耘中磨损，也不愿在无为中锈蚀。除为研究生讲课、带教，栽培学术继承人，继续临床工作外，仍然积极撰写论文、书稿，参与国内外的有关学术活动。他的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格言：“人生的目的是对人类事业的开拓进取，无私奉献；人生的品格是诚实宽容，作风正派；人生的价值是在人们心目中有为有位。”